中国白话长篇小说的刻本，从其雏形期起即系图文并茂的“全相”本。今存最早的元代至元（1280－1294）年间刊行的《三分年略》和稍晚刊行于至治（1321－1323）年间的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（这两种讲史体作品文字出入不大），以及与后一书同时刊行的《武王代纣平话》、《七国春秋后集》、《秦并六国平话》、《续前汉书平话》等系列讲史书，世称《全相五种平话》，均系建安虞氏刻印，格式一律，都是上图下文，分明就是一套绘图本的小说丛书。上栏的绘图不仅是下栏文字情节的诉诸视觉的形象表述，给人以文画并赏的两重审美趣味，而且还可视为后来故事连环画的滥觞。这些画的刻工（原书不题画家之名，不知画者与刻者是否同一人，五种“全相”本除《秦并六国平话》题刻人为黄叔安外，余四种均题吴俊甫）都是当时木刻艺术高手，刀法流丽圆熟，人物表情生动，在中国木刻艺术史上可算是上乘之作。
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，绘画艺术和小说，特别是几部长篇经典的关系，就有不少事例可说。如《水浒传》，在成书之前的《宣和遗事》中宋江故事传播时期，就有南宋著名人物画家，光宗、宁宗、理宗三朝皇家画院的待诏李嵩为梁山英雄三十六人绘了图像，见南宋人龚开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的识语。不依附文本的，在《水浒传》流行后，也有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的《水浒叶子》，所作画像被张岱拟之为唐代画圣吴道子的《地狱变相》。至于依附于文本而作画的，今知最早为《水浒传》配画的有明代成化（1465－1487）间的杜堇。
除了杜堇、陈洪绶这样的著名画家为小说配画（陈洪绶的《水浒叶子》本系离开小说的独立画集，由安徽木刻家黄君倩和黄肇初先后刻印成集，但好几种《水浒传》择取其人物图作插画）外，也有少数文人画家取小说人物和情节作画题。著名的有明代画家商喜的《关羽擒将图》，叙关羽水淹七军擒庞德故事；明宪宗朱瞻基的《诸葛高卧图》，两画今均藏于故宫博物馆。但囿于当时士大夫不重视白话小说的风习，取小说为题材作画的毕竟不多。而由于中国长篇小说刻印之始就配画的传统，大量的木刻艺术高手却倾心于小说配图。如万历间为《容与堂本水浒传》每回配画的黄应光、为建阳吴观明本《三国志》配人物像的刘君裕，为万历四十二年《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》配画的苏州桃花坞佚名高手，明清之际为晚明刊本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合作插图的刘启先、刘应祖、洪国良、黄子立、黄建中等名手，都是能刻擅画，为书林所推重，并被清代版本学者所称誉的。至于最早的一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印本，即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程伟元萃文书屋活字印本（通称“程甲本”）的插图，相传为程氏自绘。但程氏向未以能画名，或系倩人代画，不过刻工确颇精美，在《红楼梦》各种版本的绘图中，技法也最突出。（本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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